那个盛夏的夜晚，他从十几公里外的工厂穿着汗湿的跨栏背心骑车回到家，我奶奶把查分结果说给他，他一听，老天爷，铁定是考上了！一下子蹦起来，大喊大叫（年久的红油地板訇然一响），还抱起我奶奶在地上转圈。我奶奶已年近花甲，身体发福，但我爸是国营大厂的工人阶级，还有下乡知青的底子，工农兵三项里就差个兵了，抱她转几圈不成问题。我奶奶见她最小的儿子这样快活，自己就更快活了，边笑边打他说：“这个臭小子！快把我放下来！我是你老大嫂哇？”
一九七九年，好多数字都跟七和九神秘巧合。正是从那一年开始，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定为每年七月的七、八、九号（后来又改为六月）。我爸的高考分数也跟七和九干上了，有四科的尾数都是九。更奇的是，他的地理考了七十九点五分，政治刚好七十九分。
我爸所在的农业机械厂是有几千名职工的国营大厂，曾直属国家一机部，生产的东方红-28马力胶轮多用拖拉机享誉全国。厂里有好多考生，发榜的时候，教育科墙外长长的大红纸上写满了人名和各科成绩。我爸在看榜的脑袋中间从下往上寻找自己的名字，最后扬起头。他考了全厂第一名，成绩超出文科分数线三十多分，超出第二名的成绩也是三十多分。人人都在打听这个林一木是哪个车间或哪个科室的，有一个女青工惊呼：“这家伙政治考了七十九分！”那一年，他是厂里唯一一名考出去的青工。高考的年龄上限已定为二十五周岁，他要是不考上，可能终生与大学无缘。那一年，全国只有二十多万人上了大学，报考者四百六十多万，平均一百名考生里只有六名考中。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平均一百名考生里能有七十多名考中。发榜那天夜里，我爸几乎通宵没合眼，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，就是没有睡意，眼瞅着窗外的夜色由深变浅。从纱窗进来的暮夏清晨的空气让他觉得，人生真是太美好了。
绿江大学曾是创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俄文专修学校，校部主楼、图书馆、文科大楼、数理化大楼等沿街的建筑都是苏联专家设计的，门脸儿的中心顶点旗杆下一律是浮雕的五星，有的红色，有的与建筑同灰，周边环绕着镰刀锤子麦穗。灰白色文科大楼在所有建筑中是最漂亮的，正门前典雅轩敞的雕花石柱雨搭，把守两端的圆形古堡式楼角，精致的门窗，柔和的弧形窗顶，颀长的玻璃，都有一种高贵沉静的美。
从学校正门进去向西直行，可经过文科大楼和图书馆，通道两旁多年乔木的硕大树冠纵横相连，遮天蔽日。文科大楼近边还有好多三四层楼高的松树、槐树、榆树、柳树、银杏树。我爸就读的中文系在文科大楼最高层，三楼，把经济系、哲学系和历史系都踩在脚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