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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床上坐着,她还是不依不饶,“我不认可快乐权至上的观点,也不赞同无视本人意愿强行施行顺行性遗忘手术的做法。”
“您多虑了,只是需要一段时间调养身体而已。”
“所以发生了什么?我家闺女犯事儿了?还是死了?才能让你们觉得不这么做我的快乐权会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。”
她嵌在皱纹里的眼睛闪烁着锐利的光,但我原本就不觉得心虚,不卑不亢道:“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多疑到这种程度,但这都是很容易核实的。”
她从床边摸出手机,翻动了两下,“我知道现在的AI很智能,说不定我能联系上的没一个真人。”
她又说:“无论发生了什么,剥夺他人的未来都是不可饶恕的,我闺女就是太自恋了,她就是真的死了,我也不可能自暴自弃,哪怕受到一时冲击,人的快乐指数长期看来都是趋于平稳的。”
她接着说:“而且你们这么做也是学界的损失,应该立法规定不得对持有终身教职的人施行任何形式的脑手术。”
话虽如此,她却没有遭受任何短期负面情绪冲击。根据过往数据和精神科专家的分析,她对于或许发生了的不幸事件怀有畏惧,但也对无须承担工作压力的未来感到庆幸,两相抵消,快乐指数稳定。护士长颇有共鸣地跟我说:“人很难摆脱生活既定的轨道,就像我也还在这儿干一样。”
“您想吃点什么?我给您送来。”我说,“另外,您表现出了强烈的被害妄想,我会为您联系心理咨询师。”
她摆了摆手,“我还不太饿。那咱们聊点题外话吧......”
听到这句,我悄悄按下了口袋里的遥控面板。她的手机顿时铃声大作,她表情一僵,将之端到面前,按下通话键。
“妈!听说你住院了,怎么回事儿?”扩音器里传来年轻女人的声音。
我微微躬身,退出病房,去食堂给女教授取餐。她喜清淡、忌油盐,也不太吃肉,但为了营养均衡,疗养院为她定制的食谱餐餐有肉。我端着餐盘站在305门口,听到手机里的声音说到“今天加班”时推开了房门。
“哎?谁来了吗?”年轻女人说。
“送饭的护士。你咋听见有人来的?”女教授狐疑地看着手机屏幕,可能是认为开门声不至于引起女儿的注意。
“你一扭头,可不就是有人来了吗?”年轻女人轻快地笑着说。
“那你跟她打个招呼。”
我把餐盘放在床头柜上,手机屏幕侧过来对着我。穿着笔挺衬衫的女性站在阳台一类的地方,镜头微晃,风把碎发扬起。为了显得有说服力,那是她拖着病体特地回原来的公司录的。据说她每天去公司,持续了两周,只为跟女教授通话。十四个视频被保存下来,根据女教授的反应,有AI即时剪辑,她从没发觉破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