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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忍再问下去,脑袋里像灌满了太多液体的容器,发出沉闷的嗡嗡声。
刘勋的话像传送带上的物体,还在我意识里一截一截地移动。
他的声音被吸纳进我手里这支小小的录音笔,持续发出低鸣。
采访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。
我索性停下来,细细想着刚才的对话,时而环顾一下四周。
屋子的采光很好,客厅里一片亮堂,摆在客厅门口的两株盆栽像是疏于照顾,看起来病恹恹的。这样晴好的天,我不该来这里的,我本该坐在报社大楼办公室里,吹吹空调,呷着咖啡,猫在电脑前写稿。谁又知道,现在我会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,向一个年轻人提些无关痛痒的问题,竟然还妄图揪出一些蛛丝马迹!
我坐立不安,融不进这样的氛围里,和满屋子的悲伤格格不入。
刘勋家的亲戚从门口进来,一个个都拿奇怪的眼神看我。
当然,我得假装什么也没看到,所以连打招呼也省了——谁会在这样的场合打招呼?
刘勋母亲受不了这么重大的打击,晕过去好几次。一醒来就哭,撕心裂肺的,一直喊着女儿的名字。她原本应该有一张饱满、圆润的脸,但现在这张脸干瘪了,眼眶塌陷,红得厉害。从诊所请来的医生正在给她输液,半透明的吊瓶挂在半空,活像一个悬置在人体之外的器官。医生已经开了药给她服下。这个衰弱的中年妇女现在就躺在床上:吃不下东西,哭个不停,精神状态几近崩溃。
刘勋父亲守在她身边,这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短袖上衣,头发蓬乱,因为过度的悲恸,他看起来十分苍老。
我怎么也想不明白,这样一对夫妇,怎么会对这件事态度如此一致,好像女儿的死是一项忌讳,为了将这忌讳坚持到底,他们选择了沉默。这也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。他们对媒体拒之千里,难道是怕采访登出来会成了“家丑”?可是,活生生的女儿莫名其妙死了,怎么会不想探究原因呢?
我暗暗观察着,连呼吸也小心谨慎的,怕声音一大起来,就打破了周围凝固的空气。
我改用探寻的语气问刘勋:“你妈还好吧?”
刘勋扫了我一眼,动了动嘴,没开口。他的眼神无疑是在反问我:发生了这样的事,怎么会好呢?他眼里的愤懑像弥散开来的雾气一样,穿过我们之间的距离,牢牢将我裹了起来。他克制着情绪,试图表现得坚强一点,不过眼神交接那瞬间,我就明白了,他的内心如此惶恐——这个年轻人还没成熟到足以独当一面。
我很难再从他身上打听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。
我迟疑着,伸出手,按在刘勋肩膀上,他遗传了父亲的身材,衣服下面,是凸起的肩胛骨。
他抬起头来:“今天就这样吧,说再多也没用……你走吧。”